温故而知新

                             
感慨的起因源自最近带学生复习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叫做《记念刘和珍君》。因为之前媒体就鲁迅文章撤出新版语文教材一事炒得沸沸扬扬，而本篇亦在撤出之列，继而官方出来辟谣，于是不禁好奇，想稍微求证一番。


这个求证的习惯也是新近增加的。有一回偶尔读到网上流传的《公民承诺》（http://q.sohu.com/forum/20/topic/50276861），里边关于教师，只有一句话：“作为教师，关爱学生，不歧视学生，不传授谎言。”直觉前两条好说，自问愧怍无多，唯独后一条难办。

所谓“不传授谎言”者，首先就要辨得清谎言。没点儿博学审问、考据校勘的功夫和本事，岂敢言真伪。我辈从应试学堂出来，再进应试学堂教书，至少拿本人来说，就已惯于人云亦云，因为既没那本事，也没那时间。所幸《记念刘和珍君》是否已撤出现行教材，还不算个考据难题。经查证，人教版现行教材中，此文位列“必修一”第三单元第一课。苏教版手里没有实体书，网上信息显示此文列在“必修五”第三专题“直面人生”中。

这篇文章上学时读过若干遍，后来又教过几遍。过去没有网络，经典课文，已成定论，背景如何，寓意如何，讲什么，怎么讲，早有诸前贤研究透彻，后来者萧规曹随，便足称善哉。这次忽然多手，上网重新搜了搜时代背景，事件始末，结果搜出大问题来。

语文书课文下注释1关于“三•一八”的介绍，有这样几句话：“北京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到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群众开枪……”

在这里，“命令卫兵开枪”的主语明明白白是段祺瑞。然而网上零散的资料却透露了另一种迥乎不同的说法。

据说段元首（段时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元首）当时并不在现场，得知消息后曾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惨案发生后中外媒体纷纷谴责，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北京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最终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 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据说最终总理及内阁全体辞职，段政府就此垮台。

这些“据说”是否属实，有待向治近代史的专家学者求证。又或者教材编者早已厘清史实，故言之凿凿。亦未可知。只是对于执教者而言，这段注释有无“谎言”成分，仍须存疑。

不过它们至少从新的角度解了我个人很久以来的一个疑惑。

很早很早以前，当我自己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学习这篇经典名篇，印象就十分深刻。那些沉郁悲壮的词句，铭刻脑海，难以磨灭。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始终困扰着我，因为似乎与主旨无关，在信息缺失的环境里又找不到确切答案，于是便搁置起来继而忘却了。

文章开头便说：“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那少年时代的疑问是：为什么惨案后一星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竟然能够为遇难的刘和珍、杨德群开追悼会？从文中看，这显然是一次公开的，与者众多的追悼会。此外，鲁迅在惨案后连续写了七篇文章，这些文章竟然都能在当时当地公开发表？

因为课本已经告诉我那是一个如此残暴、专制、黑暗的时代，于是我理所当然的认为案发后应当有大量段元首的人控制住局势。参加女师大的追悼会，在我心目中是冒着杀头危险的；发表鲁迅文章的报刊，在我心目中都是革命先烈主办的地下刊物。但是如果历史有其他的可能，既然请愿者很快得到平反，那么就容易理解女师大何以能够公开举办声势浩大的追悼会，鲁迅先生又何以能够发表那一系列慷慨悲壮的战斗檄文了。

如此复习，文章便越读越慢。然所谓经典者，历久弥新，读来依旧令人心潮澎湃。

譬如这段：“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八十余年过去，言犹在耳，身临其境。

不想接着读下去，却犹疑了。

先生说：“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历来对这一段的解说，都是谈鲁迅对斗争方式的反思。鲁迅认为和平请愿是不可取的。那么什么方式才可取呢？既然和平请愿不行，那就是鼓励学生和群众扛着拖鞋板砖土枪洋炮去了。后来的发展也证明，历史确乎顺着先生的思路走了下去，那就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多年以来，我从未怀疑过这一段。当年初读，恨不能拍案而起，穿越时空，给刘和珍同学送几门大炮去。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不知道鲁迅本人如有幸活到“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之后六十年，看到非“和平请愿”的斗争方式取得胜利后这个社会的千姿百态，再看看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对于“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这一命题，会否略有不同看法。

在办公室与同事聊起，一位老师主攻“可持续发展教育”，闻言惊讶：“鲁迅真的这样说过？”我便读原文。看来他高中语文学得不够好。

他想了想，问：“那教参怎么说？”

我找到教参这一课，引用的还是冯雪峰五十年代的说法（《文艺学习》1954年8期）：

“这篇文章以及前后几篇中，鲁迅先生都不以请愿为然，他是正确的吗？

照我了解，鲁迅先生是完全正确的，在原则精神上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像1926年3月18日那样的爱国请愿，毫无疑义是群众的一种爱国运动；向政府去请愿，提出人民的要求，也毫无疑义是群众的斗争方式之一。但请愿究竟不是彻底的革命斗争，也不是彻底的爱国斗争，尤其是向当时那样反动的政府去请愿，除表示出了群众的意向和力量，实际的效果是决不会有的。当时，我们的党就一方面领导着群众的一切爱国运动，一方面时刻向群众指出反动政府的实质，指出对反动政府不能存在幻想，同时更指出必须进行比请愿之类更彻底的爱国斗争，以教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爱国运动都无限关心，并且热烈参加和支持，那是不用说的；同时，他指出向反动政府请愿极少效果，这在提高群众的认识，鼓舞群众进一步走上彻底的爱国道路、革命道路上去，是完全正确的，是和共产党的战斗态度完全一致的。”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