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5日

不能纪念的忘却

                                  
大约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某天——那天阳光灿烂,当时正上语文课。忽然一阵阵呼喊声由远及近,同学们被引得纷纷扭转脑袋扯起脖子。我们班教室在三楼,靠着大马路。因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基本不敢造次,当那声音来到窗下,见班主任停下讲课,却没有别的表示,几个胆大的男生带头,于是全班都趴上窗台,看热闹。

好多大学生。一排排齐刷刷从楼下经过。那是电影里、电视里、历史书的黑白照片里才见过的景象。大家懵懵懂懂看了一会儿,又被老师招回座位,接着上课。按说这种情形通常会上不下去课,结果居然没人吵也没人嚷。也许刚刚过去的所谓热闹大大超出意料,我们这些十一二岁,正由孩子走向少年的小学高年级学生,竟然兴奋不起来,只隐隐觉得似乎要糟糕了……

接下来,仿佛突然一下子,从家到学校的大马路上,每天都有大学生列队行进。印象中最壮观的一次,绵延了好几百米,整条街都是。队伍两侧的哥哥姐姐们手挽着手,面向人行道,中间横排一行行整齐有序。我忘了他们都喊些什么,也忘了围观的人们怎样反应,只记得自己呆呆站在路边,目送他们远去,心中满是莫可名状的不安。

大人们每晚守在电视机前,白天聚在一块儿议论。慢慢地,电视里的画面变了,播音员也换了。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高性能半导体,一大帮人竖起耳朵凑在一起,听断断续续的VOA中文台。

再后来,又是仿佛突然一下子,这些不寻常的事情都消失了。期间我忙着考重点初中,考重点高中,考重点大学,也就渐渐不再记得了。

七年后,我预备动身赴帝都念大学。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妈妈冷不丁说:“这趟去别的都不担心,只怕你搞政治沾边的活动。”

我一愣,继而觉得好笑:都什么年代了,妈妈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随口答道:“怎么可能嘛……”——那时候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七年前发生过什么了。

大一寂寞,跟同学合伙成立了个小小的扯淡瞎掰的社团。第一次活动,借教室、发动社员、联系讲座老师,兴致勃勃忙乎一通,万事俱备,于是去相关部门填表申报。几天后,得知我们的活动上头不批,却不解释为什么。

几个菜鸟琢磨来琢磨去,怎么也想不通,就找学生会的学长质问。人家拿着申请表扫一眼,指着预定活动日期一栏,严肃道:“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一天搞?”

我们面面相觑,完全没意识到那个日子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因为正好大家都有空……”

学长盯着我们看了一阵,大概觉得我们实在无知,最后只说:“换一天,重新申请吧。”

我低头看着申请表上的日期,电光石火间,所有忘却的细节统统复苏,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事后想起来,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亲身经历过的事,竟然可以遗忘得这样彻底。倒是因为这一次的提醒,反把已经彻底遗忘的记忆重新挖了出来,此后觉悟提高了不少。

1997年6月30日,老友从故乡来京,我去新建的西客站接她。返回时已经天黑,公交车行至西单,再也无法前进。狂欢的人群自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万家灯火,天地同辉。我俩那天夜里从西单一直步行到北三环,却一点都不觉得累。整个帝都那种升平盛世景象,人在其中,没法不感同身受,欢欣鼓舞。

很快到了澳门回归那一年的母亲节,咱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人炸了。隔壁大学的男生整夜整夜在围墙外吆喝,动员我们出去。早晨许多同学聚集在主楼广场,发现校门锁上了。同学们越来越多,校门外围观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当不知道谁打开校门,我们呼啦冲上马路的时候,我听见很多人在鼓掌。

我跟同宿舍几个姑娘并排走在队伍里,并不知道是往哪儿走,后来才得知要去美国大使馆。开始谁嗓门大谁领头,想到啥喊啥,比如打倒麦当劳啊之类,喊完了大伙儿哈哈乐。走到半路这一现象明显改观,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忽然变得有组织有纪律起来,指定的领头人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张纸,,照着上面写的喊。沿途也碰见别的大学的队伍,规模远远不如我们。然而令大家不忿的是,这时候出现很多载满大学生的大巴,呼呼从我们身边开过,奔赴使馆区,只有少数学校像我们一样,坚持走到目的地。

当我们四个小时后到达,美国大使馆已经被各路后发先至的兄弟姐妹们包围了。

使馆里显然没有人,门窗紧闭。警察哥哥列成人墙在周围站了一圈,但是并不阻止爱国青年们投掷鸡蛋、西红柿及墨水瓶的举动。我们发现墨水瓶效果最好,声色俱全,“啪”一声脆响,玻璃碎片四散飞洒,墙上拍出一大团黑渍。就我观察到的区域,也有少数人扔砖头,砸坏了几辆小轿车。有的同学带来了写满字的床单,挂在树枝上。有一个女生爬上了我身边的大树,冲着不知哪国记者的摄像头一遍遍喊:“US, KILLER! US, KILLER!”

我们几个既没有准备投掷品,又没有带床单,更没有人家的胆色面向国际媒体表达不满,终于跟着大队伍绕场一周,撤退到马路牙子上坐下休息。有人递过来矿泉水和饼干,我问:“哪来的?”答曰:“校领导送来的。”没多久,辅导员开始集合各班同学,校车一趟趟接大家回去。

坐在返回学校的大巴上,我想遍古今中外,也想不出还有哪一场学运有如此待遇。忽然记起小学五年级的往事,以及临上大学时妈妈的叮嘱,觉得今天不知道算是做了什么,很茫然。心底里又觉得这样结束,实在庆幸万分。左摇右晃之中,索性不再记住。就在那一年寒假回家,父老乡亲问起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被我回避了。

最近几天上网,因为在围墙之外,很容易看到一些过去看不到的消息,才知道香港年年会有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而今年又似乎格外艰难。被这些消息触动,重新想起来某个最简单的道理:看不见的,不是不存在;而忘记了的,会被当作不存在。在我过去的概念里,香港的特别不过因为它特殊的经济状况,最近才意识到,这个一百多年前就存在的特区,在很多个特别的时期,成为了多么特别的通道。

我看见过,听见过,经历过,却曾经忘记它们存在过。而比我年纪小些的,更没有机会看见、听见和经历。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做个备忘录的。鲁迅写过《为了忘却的记念》,后生晚辈,琐碎见闻,也许,可以叫做“不能纪念的忘却”吧。

5 评论:

匿名 说...

这一篇文章同样写得太天然流畅漂亮了! 看得我自己有志于文艺的人,都要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一样----有这样写的好的,自己今生无望咯。我可不全指您的文字,文字乍看普通,但是组合之后表达的意思却精确深沉,无丝毫女写手容易有的矫情之态。

《丹青》和《温柔》如果也有这篇文章的中和之气,稍稍去点戏谑之态,就更是极品中极品了。

大人您应该多写,即使现在不能发表,以后谁知道呢? DOC

匿名 说...

修正下上文:
精确 --》精准
中和--》 中正平和
DOC

阿堵 说...

楼上的夸奖很严重,真不敢当。
也许因为想说而不能随便说,于是不小心非常悲摧的深沉了。跟所谓文艺其实关系不大。

匿名 说...

从这些回忆来看,阿堵大概大我两岁,有很多相似的所见所闻。我很喜欢阿堵的春秋笔法。那段时间看到的其实于观者而言没有办法忘却。只是今天看来,殉道者固然无法被大规模纪念,却至少有维园的烛光和墙外的一些哀歌;然而他们所殉的道呢,今时今日要么沦为工具,要么沦为伤痕,要么沦为敏感词,或更沦为戏谑反讽的言锋,却再也没有了实践者、追随者更别提思想者。当我看到当年的旗手WangDan如今21年后仍站在墙外独善其身地发表当年的秘辛,只字不提当年的梦想追求如今如何,我很难过。

匿名 说...

现在明确知道阿堵比我小几岁了,呵呵。

其实前面提的那一场,刚开始的时候,待遇也很好。各个大专院校都沸腾如火,差不多能上街的全上过了。北京当时连公交都停运了,各地的铁路段上都是学生,还不买票。到后面就走板了,这时候所有家长都开始觉得不对劲,外地学生多的班级一天能收到十几份‘父母病危速归’的电报。

但学生么,唯有学生才会有那样的青春。也唯有学生,即使被当成了工具,也还依旧抱着理想和向往。

有些事情,真的太复杂。我有位曾经参加过那次活动的朋友,看到柴玲那段视频的时候,几乎气炸了。可是气炸了又有什么用,有人要的是名利、有人要的是政权,有人要的是有人为他们流血,而这些人都得偿所愿。唯一失去所有的,是寻求理想的人。

我还记得当时的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含着眼泪和我们说,要把所有这些报导报纸都存下来,总有一天这会是证明。过了这些年,帮助我们记住这件事的,却是政府的封杀和敏感词。而真正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就是平时聊天喝茶侃大山,这件事也不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了。不知道如果现在在海外挂个死亡报板,让当时的同班同学来匿名填上确知当时死亡的同学名字,倒底可以统计出多少。

在墙外的烛光和在当时的参与者之间,我选择相信后者。毕竟当年参加过活动的大部分人,还生活在大陆。墙外的烛光,有它的美丽之处,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偏差也无可避免。就象我在去伯明翰的火车上,就有本地人认真严肃的和我讨论为什么TW不能和平的独立出去,英国不是放了印度么。怎么说呢,他们看到的、知道的,有真的也有假的。虽然心是很热没错,这一点也很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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